>嘶——起诉啦？职业的敏感让我一惊，这是谁呢？咋听得这么耳熟？这时，我听女的又说，你们都是镇直部门的，你还是个头，谁挡住用着谁呢！不行你请请人家，现在兴这。男的说，我已经跟人家说了，这段时间人家挺忙的。女的说，如果你离不了婚，以后甭再找我！
我猜到是谁了，女的是贾晓庆，男的是工商所的周少安。看来臭蛋还真没屈说他俩，两个老男女，半地黑夜跑到这里幽会来了，半辈子的人了，还跟年轻人那么浪漫。我心里正想着，但见两个人抱到了一块儿。我就躲在这里，偷看他们的龌龊之事？还是一个法官呢！我觉得自己脸上发烧，好像自己也很低级下流。对他们，我不能站出来在庭上作证，当然不能。我的心好像一下滑了下去，滑到了很低很低的沟里去了，我感到很悲伤！我干咳两声，迈动脚步朝前走去。
他俩扭头朝我这里看了看，然后分开，扭转身背对着小路。我经过他们身边时，身上像长满了刺猬，觉得很不自在。
镇中的大门锁着，我喊出门卫。我说我是法庭的，找吕校长。门卫说，吕校长家在市里，晚上回家了。
我后悔提前没打个电话，约好他。我知道找副校长或其他人，也谈不出个鼻子眼儿来，便让门卫转告吕校长，让吕校长明天尽量提前二十分钟到庭。
第二天，吕校长按我通知的时间到了法庭。
我突然想起了宁晓林，便问他，宁晓林是你们学校的教师吧？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吕校长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昨晚碰见周少安和贾晓庆，或许执行宁晓林时，他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审理宁晓林的案子时，我还没来这个法庭，他的执行案也不是我主办的，包括周少安的离婚案，由温玉山主审，所以我对宁晓林知之甚少。
吕校长说，宁晓林是红星小学的民办教员，不是我们学校的。我点头表示知道了。吕校长提高嗓门又说，哎！原告不是宁晓林的儿子！我惊讶。那个原告？吕校长说，就是这件赔偿案，宁晓林的儿子在镇中上高中。
哦！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宁德贝的起诉书上，怎么避开了爸妈的名字，宁德贝大姨贾尤玲，也不愿透漏他们，原来如此。他们一定是担心法官，把这件事和宁晓林的事嬲在一起，给他家算总帐。就宁晓林那德行，不按暴力抗法去处理，就算便宜他了，还有贾晓庆，离了就离了，还跟宁晓林在一起同居，背地里又给工商所副所长有一腿，你说他儿子被打了，一个巴掌能拍响吗？他家的事我还真的懒得去管。
吕校长没看出我的心思，大概猜到了让他提前到庭的缘故，不等我问，便解释说，关于赔偿宁德贝的事，我考虑过了，学校不能开这个头，开了头以后没法弄，那么多学生，出了事学校拿钱，出几件事学校受得了吗？你就甭费心调解了，开庭判吧！
我没接他的话往下说。我想，大概王庭长还不知道宁德贝是宁晓林的儿子吧！要是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尽力去调解解决的。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让吕校长等一会儿，然后来到王庭长办公室。
王庭长正在写一份儿法律文书，我进来他头也没抬。金平你有什么事？他边写边问。
我说，王庭长，镇中那件伤害赔偿案，你知道原告是谁吗？
原告是谁？不是宁晓林的儿子吗？王庭长仍然没抬头。
我挺惊讶的。你咋知道？
王庭长停下来，看了我一眼说，他来这里立案时，前脚走，后边有人看着他的背影就给我说了，起诉书上没写宁晓林和贾晓庆的名字，那是因为他们有顾虑，中间再加上周少安的事，当时没给你讲，就是因为担心你在办案过程中带情绪，怕影响案件质量。对这起案件，我们不能轻而视之，不能一判了之，要案结事了，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你要更加费心地去处理这件伤害赔偿案，决不能引起连锁反应。
原来如此。王庭长的老道和深沉，以及他的宽阔胸怀，让我很佩服。
贾尤玲也来了，在院里站着。我走进我的办公室。吕校长还坐在长椅上。我开始做吕校长的思想工作。我说梁拉柱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学生进了校门，父母把孩子交给你们学校看管，在学校里，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学生出了事，说明学校没有看管好，学校要承担没有看管好的那份儿责任，但也不像梁拉柱说的，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学校？梁拉柱的儿子伤了人，他应承担大部分责任。吕校长说，你这样说我还能接受，王法官，你的意见学校应该承担多少？我把卷宗拿出来。我已经计算出了数字，起诉书上原告的诉请，基本上是按标准算的，是一万四千九百六十元，学校应承担百分之二十左右，梁拉柱的儿子应承担百分之七十左右，宁德贝本人应承担百分之十左右。吕校长说，按这个办法算，学校承担三千元，不过，能少点尽量少点，学校出钱，我觉得挺冤的。
学校方面基本上通了，剩下就是梁拉柱一方，他拿大头，能不能调成他成了关键人物。
法庭调解案子，也有一定规则和方法，诸如先易后难法、面对面法、背对背法、换位思考法、关系说服法等等。梁拉柱来了以后，我把他留在办公室单独和他谈。他的态度依然很生硬，他说我考虑了，我没钱，还是由学校担这个担子。
在法庭里工作，面对的大部分是农村老百姓，所以要寻找和采取老百姓容易接受的工作方法，不能一味生硬地讲法律条文。
我语气平和地说，老梁啊！这个问题你得调个个儿去想，如果你的儿子被打了，你们是原告，遇着打了人又一分钱不愿出的被告，你咋想？如果你是学校的领导，你咋去做？再如果你是法官，你应该咋解决？我把这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梁拉柱的面前。梁拉柱低下了头。
办公室里静下来，只听得墙上的石英钟嘀哒嘀哒地响着。这时候我故意不说话，好让梁拉柱去沉思默想。过了一会儿，梁拉柱抬起头，皱着眉头带着哭音说，王法官，我确实拿不出钱来。正在这时，镇政府梁副镇长走了进来，我忙站起来与他握手。我见梁拉柱也站起来，脸上泛出兴奋的红晕。梁拉柱朝外走去，我让他甭走远，他应声出了门。我笑着问，粱副镇长，来给谁讲情啦？
粱副镇长年龄不大，才二十多岁，我和他曾在同一个中学上过学，虽不是同一班级，但在学校就认识。他说，让你小子说准了，我就是来讲情的。原来，梁拉柱是他远房叔叔，梁拉柱找过他几次，他忙得没时间来，今早又去找他了，他觉得事情不能再往后推了，处理完一个村子里的事他就过来了。
我把案情简单给他介绍了一下。粱副镇长说，我理解，干我们基层工作最难啦，这一点我比你体会深，没关系，我帮你做做我叔叔的思想工作。粱副镇长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完他走到院里。十几分钟后，他回到我办公室，高声说，妥了，往下的工作你就好做了，我叔叔咋没钱？他攒钱准备盖房子，舍不得拿出来。粱副镇长说完，接了一个电话，有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