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了照顾我们初来乍到，每月给我们一定的补贴。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每月八元；有高中毕业证书的，每月十二元，实行一年。这算是给我们的零花钱。伙食费由财务申报，拨给司务长安排。这项补贴，后来延续了一年。我们划分成几个小队，由老职工带领我们上山开荒（政府按亩拨给开荒经费）。
书记、场长、会计、出纳、事务长，他们在县城里都有的自己的房子和家室，只把农场当作他们的客栈和饭店。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乘班车来这里“上班”，星期日全日在家。有时还以各种借口不来农场。因此，我们有什么事需要向领导反映，并不方便。
司务长姓尹，40多岁，娶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美貌的妻子。他的妻子刚分娩不久，生个小女孩。尹司务长倒是经常在场部上班，食堂里有时也邀我帮忙，因此，我有机会进城去他家里，见到他的娇妻。他们夫妻相敬如宾，接待客人也很礼貌。看不出他们老夫少妻有什么隔阂。因此也不便打听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夫妻。倒是听说有个县委书记是南下干部，住在一个女中学生家里。女中学生家境很困难，为了完成学业，十八九岁的姑娘，只好屈就嫁给她这个四十几岁的半大老头。司务长是不是也有这些因素在内，不得而知。不过，长有一只尖尖的鼻子，时常面带微笑的尹司务长，我倒是很乐意和他接近。
离我们农场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三四里路。我们买一包卷烟、一盒火柴、一支蜡烛，都要到这个村子去。每月发了补贴费，三五成群地往小村子跑，没过一个星期，补贴费就花得光光了。起先，场里还供应我们电灯，灯泡坏了也给调换。后来交不起电费，就要我们自己买蜡烛了。
有人买了一些需要煮食的食物，就在住房的走廊里，靠墙边用三块石头，支个“灶”，用搪瓷面盆作锅，烟烧火燎地把个粉刷的墙熏成灰黑色。书记、场长从来没来过问我们的疾苦，倒是会计来看过一回，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走了。
开荒结束了。县里再没有拨款下来。荒地开得效果如何，只有天知、地知、我们自己知道。现在开始统统下田。我们必须学会各种农活，然后按劳评给工分，从农作物的收成中折价计给工资，以后就要靠种地谋生了。
有人扛着锄头、砍刀（劈田埂草的大刀），高高举起，甚至故意把它弄坏，借着修理，延时度日地磨洋工，口里还高喊着：“中国制造，中国制造！”
两年补贴期又满了，伙食费也要自己交了。一些大龄青年开始找书记、场长理论。但是他们各自在县城的家又打听不到。在场里等待，他们又不常来“上班”，有人干脆在马路上干等。因为每天从县城经过农场去夏茂的班车只有一班，所以，你只要每天上午九点钟左右耐心等在路口，他就是插翅也难逃过，一下车就能逮个正着。
这一天，果然被我们“守株待兔”地等到了。
郭支书一下车，就被我们包围个水泄不通。大家把他簇拥到上二楼他的办公室去，逼他坐下谈判。你一言我一语，不知道听谁的好。
郭书记说：“你们一个一个地来，好不好？我好作笔记，将你们的要求向县里反映，尽量解决你们的困难。”
“说话算数？”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
“算数！”郭书记斩钉截铁地说，“要不，我这个书记就不当了！”
“好！一言为定。但你必须答应我们两个条件：第一，让县劳动局给我们另行安排工作；第二，在未另排工作之前，我们所用的伙食一律报销。”
这两个谈判条件，不知是谁拟定的，总之，我没参加。
“行，行，行！”郭书记不知用的是缓兵之计，还是金蝉脱壳之计，他答应得过于干脆，倒使我们有些担心。
和郭书记搭档的场长姓张。他们的前任都已调离，就是去福州接我们的陈书记他们。张场长是退伍军人，浙江人。夫妻俩住在办公楼的楼下左边第一二两间。妻子还穿着部队的老棉袄，正在呵护他们的第一个小宝宝。我可喜欢这个小宝宝了，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一逗一笑。每次我路过那里，都要将他从轿椅子里提出来，抱着转上几圈。他们夫妻俩很好接近。所以，我总喜欢到他们的家里坐坐。是“老乡见老乡”也罢，“他乡遇故知”也罢，总之，我们在一起坐下，就会有话可说。从我们的闲谈中，知道嫂夫人本来也有正当的工作，只因怀有身孕，张场长怕她累着，让她“下了岗”，在家“相夫教子”。
不要光说不安心工作的，安心的也有。那就是林远溪。他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妻，五官不怎么配搭，又加上带有皮肤病，脑壳上半秃不秃的头发，不怎么招人喜欢。他也不爱和我们合群。不过，他倒是经常往老职工的住区跑。其中有一家人是湖北籍。老湖北很晚结婚，六十多岁了，才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老湖北的女儿虽不经化妆，倒也“浓妆淡抹总相宜”。她每天早上系一条掩胸的吊带围裙，赶着二百来只鸭子，从我们住区旁的大道出去，傍晚再经此道返回，每天都能和我们见面两次。她平日不苟言笑，久而久之，见了面也会裂裂嘴，算是向我们打了招呼。
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一根嫩枝可以攀附哩！倒是远溪“先生”与老湖北达成了协议，愿意做老丈人的上门女婿，将来为老人养老送终。当我们捧着远溪分给的喜糖时，真正是大出意料。
2
农场的背后有一条小溪。赤着脚丫，行走在光滑且沾有淤泥的鹅卵石上，要十分地小心翼翼，否则就会摔个仰巴叉。有人差一点失足，大家赶紧手挽手地互相帮携着走。这里虽然不是旅游景区，但我们都有一种完完全全回归自然的感觉。这是在任何景点都感觉不到的。趟过清澈见底的小溪，走过一段穿林的小路，就到了漈口，那里有供销社的营业网点、分销处。早期上山的闽侯籍青年、省劳动模范陈奋祥，就在这里发迹。
每月发补贴费后的日子，我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往周边的村子跑。到了农家，我们就地向农民购买蕃薯什么的，请大婶、大嫂帮我们煮熟，就地进餐。记得穿过富口附近的一个山峡，里面别有洞天，又是一大片的稻田和村落。有的农民专门加工大米粉，当然不是现在的个体户。他们都是为供销社代加工的农户。不过，我们向他们买一点现煮现吃，还是允许的。
北方农村时兴赶集，我们福建称作赶墟。墟日都按农历规定。各个集镇的墟日错开，无形中给一些人提供了专业赶墟的方便。
地里的活没兴趣干，有钱时就去富口赶墟，或者干脆进县城。我们到处跑跑颠颠，倒象是周游四方的徐霞客了。
有一次去富口赶墟，看见一个坐在麻袋上的瘫子。我们看他可怜，都给他面前的小盆子里投硬币。
集市的时间都不太长，一般到了下午两、三点，买卖双方都陆陆续续地走了，街上的人也稀少了。我们四五个从供销社的点心店出来，发现那个瘫子乞丐已经站立起来。他将麻袋叠好，夹在胳肢窝底下，残疾的腿脚也恢复正常。他刚要迈步往公路上走。正好被我们撞着了。我们交头接耳：原来是个骗子！我们一窝蜂拥到他跟前，吓唬他：
“喂，你好潇洒呀！刚才看在你缺胳膊断腿的，给了你许多钱。原来你是一个骗子，快把我们的钱交出来！”
假瘫子一愣怔，面如土色，立即抱拳，对我们赔不是：
“对不起，大哥、兄弟，小人出于无奈，只为糊口。我就将钱还给你们……”
“滚吧！我们不想再见到你。你这个骗子！”
假瘫子象罪犯得到特赦令，飞快地跑走了。
漈口供销社的陈奋祥还真是个有心人，到了我们发补贴费的日子，他们两三个人就撑着一条船，将两担日用品、零食，运到农场来。场里将办公楼二楼的两间空房借给他们，作为临时销售点，给我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真是从吃的、到用的，应有尽有。这使我想起那首《货郎歌》：
打起鼓来，
敲起锣儿，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车上的东西实在好啊！
…………
陈奋祥后来当上西霞供销社的主任。1980年我有事去西霞的时候，他已经是西霞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了。
农场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既没有图书室，也没有人组织开展文体活动。半年几个月的租一场电影，杯水车薪，难解我们的饥渴。不少人回流到福州，做无业游民。一个跑到古岭等深山峡谷去捉涧蛙（福州方言叫葛冻）；有一次被毒蛇咬伤，几乎丢了性命。听人说葛冻和毒蛇是远亲。它们相互依赖、共存共荣。所以捕捉葛冻之前，都要备好蛇药。最好用细长竹竿先探探岩洞，让毒蛇逃走后再下手。
离我们六公里处的官庄劳教农场，经常有部队的电影放映队来放电影。每月两次，每次两个片子。一听说官庄来了电影队，我们就抓紧时间吃晚饭，成群结队前
往，并预先备好夜宵、干粮。否则在电影散场，再步行40分钟，回到农场，饥肠辘辘，如何能熬到天明？
琅口良种场来了一位福州蚕桑学校的蓝老师，正在培训养蚕技术。郭书记让我带着笔记本和行李、伙食费，去参加培训。将来农场如果开发这个项目，要我担当起责任。
到了良种场，报了到，安排好食宿。我立即投入进去。大概是实验吧，良种场的养蚕规模并不大。养蚕室只有一个房间，大约20平方米。东西墙各设一排层架，中间南北向也设一排层架。留下房门的进口和向南的窗户。每架设四层，都用直径70厘米左右的平箩，盛着大小不同蚕龄的蚕宝宝。喂养的桑叶也老嫩不同。清晨，我们到后山的一片桑林里采桑叶，然后给吃食一夜的蚕宝宝除沙，增添新叶。我们必须认真观察蚕宝宝的整个生长过程，注意可能发生的病害……等等。我并没有等到第一批蚕的吐丝、结茧，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