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有一次他问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这世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成为人终身行为处事的标准呢？孔子回答说：“大概是‘恕道’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任何事物，就不要加给别人。”（《论语？卫灵公十五》）
孔子教育以仁为中心，如何行仁，那就是恕。如《论语？颜渊篇》中仲弓问仁，孔子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尽心篇》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孔子认为，对待别人要能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对人要理解、宽容。这样看来，儒家所提倡的“恕道”的外延基本上就是理解和宽容，以律己之心律人，以恕己之心恕人。也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任材使能，所以济物
所谓的“材”，指的是有应变能力、有统筹规划能力、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所谓的“能”，是指执行能力很强、能够将规划贯彻、落实为具体行动的人。统筹全局，知人善用，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个部门通力合作、默契配合，就能实现整个大局的稳定与发展。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堪称慧眼，但却在一出祁山时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任用马谡为主将镇守街亭。马谡以为自己熟读兵书，不听王平的劝告在要道扎寨，却命全军在山上下寨，被魏军切断水源，全军覆没，致使街亭要道失陷，而阳平关危，致使孔明一出祁山不果，粮道既断，不得不退兵。马谡失街亭是三国后期一件大事；从此西蜀再无北伐能力，直接影响了当时形势；自此一役；蜀益弱；魏更强；蜀势已危。所以军国之争，用人乃生死大事，一步之差而满盘皆输。
第26节：素书（26）
在知人善用方面，曹操则深明其道。据记载，曹操征张鲁前，曾给合淝护军薛悌一封密函，上书“贼来乃发”。不久孙权率十万众来围合淝，此时张辽、李典和乐进三人共守合淝，众人拆开密函一看，曹操在信中对合淝的防御和进攻作出了周密的部署：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进守城。这三位将军“素皆不睦”，然而张辽在曹操的指示下表示坚决出战，以攻为守，此举感动了另外二人，决定放弃个人私怨，愿意听从张辽的指挥，共同抗敌。乐进生性怯懦，过于谨慎，正好适合守城。结果合淝一战，张辽与李典在逍遥津以步卒八百，破孙权军十万，创下了战争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案例。
殚恶斥谗，所以止乱
一个国家，如果朝堂之上奸邪当道、佞臣专权，不仅横行霸道，危害四方百姓，而且败坏朝纲、陷害忠良，致使国家陷入混乱的状态，甚至遭遇灭亡的命运。若能杜绝奸诈邪恶之辈，排斥谗言，任用忠良，就能防止祸乱的发生。
谗言自古是祸乱的根由，历史上因听信谗言而深受其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曾参因被人误传杀人而使得母亲不敢与他相见；楚怀王听信令尹子兰和靳尚的谗言将屈原放逐，最终家国天下终成过眼云烟；宋高宗听信秦桧谗言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南宋从此无力回天，一直委曲求存，向金人俯首称臣，直至后来为蒙古所灭。小到个人的生命，大到国家的存亡，都因一句谗言而倾覆，谗言的力量竟大到如此的地步！
世人对谗言一向深恶痛疾，孔子痛斥谗言是“利口覆邦家”（《论语？阳货》）；《诗经》中有一首诗表达了人们对进谗之人的痛恨：“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给与）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天）！ ”（出自《诗经？小雅》）意思是那些谗谮小人，谁愿和他为伍？抓住那些谮人，扔给豺虎！豺虎不吃，扔到北方大漠！北方大漠不受，扔给老天处置！
第27节：素书（27）
想要远离谗言的危害，就要懂得如何分辨谗言。宋人林逋曾在《省心录》中提出了“谗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的识别方法。“谗言巧”中的“巧”，是花言巧语之巧，投机取巧之巧，巧舌如簧之巧，虚浮巧骗之巧。因为这种“巧”里有阴谋，有破绽，所以只要仔细辨析，其实并不难看穿。
推古验今，所以不惑
《增广贤文》有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从历史的发展中总结经验，从过去的掌故中学习规律，才能理清纷乱的事理，洞晓事物演进的历程，在分析当下、预见未来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秦始皇因为暴虐无道而亡国，汉高祖宽宏大量、施行仁政得以兴邦，这些都是可以让人有所领悟的例子，如果肯以此为鉴，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从中悟出是非成败的历史规律，那么在遇到相同问题时就不会迷惑不知所措。
世事循环不息，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社会在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变，但历史的经验不会变，所谓“读史可以明志”，就在于将前人的经历吸收、内化为自己谋略的一部分。
先揆后度，所以应卒
《说文》中对于“揆”的解释是：揆，度也，也就是审度、度量、估量的意思。凡成大事者，必然谋定而后动，防患于未然。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前，就要对事情的走向作出预测。对于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在事前想好应对的策略，一旦事情突然发生，在情势急转之下也能够从容应对。
我国老一辈革命家阵云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一些反动势力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打仗，会搞政治工作，但在经济方面、管理城市方面，只能得零分，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面临的经济工作的困难，想趁机搞乱经济，赚取暴利，同时在经济方面来个下马威。
第28节：素书（28）
上海是个大城市，粮食供应历来是个大问题。上海解放前由于遭到长期围困，粮食一度紧缺。人民政权成立后，想尽办法解决粮食问题。上海投机资本家意识到这一点后认为——刚刚建立政权的共产党手中绝对没有那么多存粮来平抑粮价。于是，投机商人开始操纵市场，大量囤积居奇，企图以此挑战人民政权。1949年夏，上海的粮食价格大涨，涨幅已经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到两倍以上。
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但可以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还可以造成人心浮动，影响新生政权。在这种危急的形式下，此时临危受命的陈云经过冷静仔细的计算，确定了上海每天粮食供应的上限为300万斤。他同时计算到了上市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而普通市场在战乱时期都存有应变粮，这些他也计算进补充粮食缺口。
陈云考虑到上海周边都是产粮区，七月底江苏的早稻便可以成熟，而且价格比上海低，于是他立即组织人员收购江苏的大米，运到上海，供应市场。接下来，他便组织政府人员从各产粮地区配售大米，每月配售3000万斤，每天100万斤。他还通过规范、整顿市场，使上海每天能自由上市大米80万斤。为了万无一失，陈云还从东北、华中调来1亿多斤粮食，然后，在九、十两个月每月供应市场6000万斤。一开始，投机资本家见政府运来粮食，便组织高价收购，企图把共产党调来的粮食也控制在手里。当他们手中囤积大批粮食时，才惊慌地发现，共产党组织的粮食供应源源不断，并且用平价销售，他们高价收购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只能低于市场价售出，大部分投机者因为他们的投机行为而倾家荡产。
第29节：素书（29）
为了把投机资本家彻底逼出上海的粮食市场，陈云组织干部，到江苏、浙江等产粮地区，与那里订立了长期的粮食交易协定，保证由这些地区长期、平稳地供应上海粮食，这样，投机资本家就被彻底挤出了上海粮食市场。粮食之战，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