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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次“落取”
一场可怕的风暴过去了，留下的虽是残枝败叶和满目疮痍，可贵的是有一段相对的平静。1958年6月进入紧张的毕业复习考试。这种熟悉的生活渐渐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快活，希望重新在心头跳跃。我以为一切都将过去，就象旅途中难免会跌倒摔跤，即使鼻青脸肿，目标依然存在，重要的是爬起来继续赶路。我不敢怠慢，比以前更懂得珍惜时间，最后以各科总平均九十分点六的成绩毕了业，其中数理化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
七月份到泉州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不用说的，蛮可以被录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那时几个在“鸣放”中“表演突出”的同学都没有信心等待发榜，个别人没有参加“高考”就到外地去找工作了。我却不然，始终不相信那件事会跟“高考”发生关系，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自己准能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地球化学系。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把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发榜就去报到。
现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太天真了，愿望与努力终究敌不过政治的险恶。其实我们还没有参加“高考”，学校的鉴定已注定我是不会被录取的，而我还在痴情地盼望着。
8月14日是规定发榜的日期。一早，我就守在家里，焦急地在房间里等着，有时受不了就躺在床上静听一颗心在怦怦地跳。宣判的时钟不停地嘀嗒嘀嗒响着，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刻，叔叔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份“通知书”。他上楼来，声音颤抖地对我说：“是落取”！突然，我的心停下来，接过“落取通知书”看了一遍，似乎还镇静了好一会，但很快就象丢了魂一般，感到身子轻飘飘似在太空中飞行，脑子里一片空白，说不清周围是些什么。我盲目地在房里来回走过一遍又一遍，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一会儿我无意识地冲下楼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爬上来，不知道做什么好。妈妈和叔叔都为我担心，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们以为我疯了。我只好极力抑制住自己，反过来安慰他们：“考不上大学没关系，能有个工作也好。”我真想立刻就去工作，好把这一切都忘却。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突然想唱支歌，希望歌声能驱散心中的郁闷，可是声音那样嘶哑，唱上一段就没有兴头接下去。我又想吃点饭，希望食物能填补身体的空虚，可是吃了一口又没有味道，牙齿也使不上劲。妈妈看我这样，坐在一旁偷偷地流泪。我觉得不能呆在家里，免得他们和我一样难受。我决计跑出去找同学。
同学中有不少人已接到录取大学的通知，听到我“落取”的消息都表示怀疑，说我撒谎。后来有两个想安慰我，反而使我刚静息了的悲伤又酸溜溜地涌上心头。大家最后提议去看场戏。坐在戏院里，我尽想往后的事，对台上在“改天换地”一点感觉也没有。回家时，他们陪我走到东街口的岔道上。我握过几只滚烫的手，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醒悟到自己从此走出校门，结束学生生涯，我比他们更早步入社会。我不禁感到担心害怕，到处是陌生的人，陌生的东西，未来的道路不知通向何方。我不安起来，一颗眼泪早已悄悄溜出眼眶……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找班主任。他故意露出惊讶的样子，却又说昨天他知道我“落取”就跟校长谈过，校长对我考不上也感到“奇怪”，不会是由于“鸣放”、“整团”的问题，学校没有对“招委会”表示过另外的态度等等。后来他叫我安心等待上级分配工作，说有工作跟上大学还不是一样，能在工作中干出成绩来，成个“土”专家，还怕没有机会上大学？
班主任象哄孩子一样。我当时却信以为真，并老老实实在家里等待上级给我分配工作。那段日子生活无聊极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看书，除了看书又是睡觉。而无论是吃饭、看书、睡觉又好象是多余的。有时独自一人跑到山坡上呆呆地坐了好半天，让微风抚摸我的脸，吹平我不该早有的皱纹，带走我心头的烦闷，我会得到片刻的安宁。待到夜色降临，我又来到溪边徘徊，听流水声潺潺，我回答不出她的问语。那时田野里沉寂了，天上的月儿矜恃，星星一闪一闪地过于靦印呛孟罂吹轿揖透械娇尚撸还室庖蚜扯仄稹Ｒ磺杏侄际呛廖奚腋械郊拍弈危笠桓霰蝗艘牌墓露诜绮吐端拗锌坷说春突孟肜创蚍⑷兆印Ｎㄒ坏睦秩ぶ皇腔匾洌焉倌晔贝囊坏阋坏味荚傧殖隼矗缓蟪两氯ィ棺约耗芡囱矍暗牟还?br />
老同学上大学去了，我不得不结交街道上几个格调不高的新朋友。我恨这些人又舍不得这些人。他们老是吹嘘自己多么有本事，唯他们是这里的优品，连自己的缺点错误，只要是“与众不同”，也要到处去宣传。只要一个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从眼前走过，立即成为他们攻击的话题，在背后爆发阵阵狂笑声，仿佛他们真的高明无比，别人都一文不值。我常常从心里感到厌恶，可是除了他们，我再没有别的地方，别的朋友了。而且也喜欢听他们讲一些奇闻逸事，因此还是常常跑去跟他们一块消磨时光。
家里人不允许我这样，反对我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大家对我的“落取”象是犯了极大的过错一样忧虑，一再追问为什么会考不上。他们的猜测令我难堪：“是不是态度不好”，“一定是没有跟干部搞好关系”，还有“鸣放”的罪过。他们的话也许不无道理，我却不肯承认。既是考试，就应该按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怎么能跟“态度”、“关系”、“鸣放”扯在一起。我实在听不进去，心里烦躁，越发变得态度不好。
我何尝不感到痛心，国家培养我十二年，我还不能符合国家挑选人才的要求，这不光是我个人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但为什么“落取”？我也说不上，难道我考得不好？这不可能。多少比我学习差的同学考上了，其中两个还是在我帮助下才勉强毕业的，也考上了。那么，是政治上的原因？我真不愿这样去想。直到后来才知道：学校人事干部早就在考生报名表上，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等条件，按甲乙丙丁分类。也就是说，能否考上，可以进哪一类学校，早就判定好了。考试成了蒙人的手段，成绩不是主要的，甚至是无用的。可以说能否上大学是由别人来安排，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种以所谓“政治条件”取生的做法，始于1957年的高考。那一年先是推迟发送通知书的时间，后来是出现考生接到的通知书出了许多“差错”：有的收到的是某大学的，但信封里装得却是招生委员会的“落取通知书”；有的信封是招生委员会用来装“落取通知书”的，却装得是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的是信封上的大学与录取的大学不符的。看来这一切都是在瞬间改变的，仓促的连信封都来不及更换，据说也有个别“漏网”的。到了1958年的高考，已是正正规规进入“政治选取法”，一个也“跑不掉”。
知道这些，我实在无能为力，心里也乱得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又得不到，我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散慢，作为旧社会没落青年象征的颓唐、苦恼、彷徨，一时都在我身上出现。呆在家里什么事也不想干，日记也懒得写，到街上去就想跟朋友上馆子。什么意志呀！修养呀！全不顾了。整天象一个放荡不拘的醉汉，再没有什么规则可以约束自己，再没有什么目标能够鞭策自己。我开始到处找低级趣味的书看，不时去翻弄邮票和火花，以此打发光阴。更可怕是染上小市民的庸俗和自私，同朋友计较花钱多少，跟家里人评评比比，动不动发脾气，一点礼貌也不顾。
在家里，还时时要面对一种不良教育的煎熬。大家不理解我，不给我一点帮助和安慰，不替我想想办法，只会埋怨和指责。我开始讨厌这个家，尤其对母亲那套教育法感到愤怒。正是这种不良教育把我变成一个懦夫和政治上的白痴。造成我人生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悲剧。
我看到弟弟在重演我小时候的生活，母亲照样在骄惯他。我为弟弟的前途担忧。他整天跟在别人后面到处玩，家里的劳动一点也不干，还要挑吃捡穿，稍不如意就任性，又十分脆弱，将来一定经不起摧折，只有好胜心特强，这可是灾难的根源呀！母亲看不到这种危害，处处护着他。有时我想教育弟弟，只要他一哭，母亲就心疼，说是不用我管。我告诉她不要把弟弟宠坏了。她却说过去也把我惯坏了，我毫不犹豫地说：“对，是你把我宠坏了，让我养成许多坏习惯，如今想改又改不掉，我为此苦恼，你还不吸收教训，又要把弟弟宠坏。”也许这句话刺伤了母亲的心，她大发脾气，骂我不知好歹，骂我不孝。我憋了一肚子气，不愿再说了。母亲以为她的母爱受到挑战，心里十分难受。弟弟又不明白我批评他的道理，反因母亲的袒护感到受委屈。我伤心透了，这会使许多人成为废品，只因为是出于崇高的母爱，做儿女唯有退让、妥协。
有一天我想跟母亲好好谈一谈。母亲一向默默操持家务，从来不跟我们谈心。我也很少在口头上表示对她的爱戴和尊敬。那天我先说了自己在学校里的天真幼稚，才会“大鸣大放”召致“落取”，希望她以后严格教育我们，不要尽让着。有好的东西妈妈也要吃。不料母亲误解我的意思，没等我把话说完就嚷起来：“难道没有给你吃吗？弟弟年纪小，我多给一点不可以吗？你过去一人在家霸道惯了，现在甭想。”我一听涨红了脸，不知该如何解释，态度也变得十分生硬，加上早已积存的不满，竟以为到了非跟母亲的旧思想决裂不可的时候。我站起来发疯似地把椅子踢开，把桌上的东西全扫到地上。母亲骂声不绝，动手要打我。叔婶们听到响声赶过来，一致说我不对。我不肯认输，母亲更不让步。后来叔叔硬把我推走。回到房里，我伤心地哭起来，自己原是一片好意，母亲竟这样理解我，简直跟校长一模一样。不够我心里却轻松许多，象是尽了责任，对所恨的出了气。我一点不后悔，也不怕邻居说三道四。我觉得自己是在跟不良教育决斗，向旧观念开火，也为我的“落取”讨回“公道”。
我理直气壮地躺着。祖母却慌坏了，以为家里出了严重事件。她到房里来，一再劝我要温和忍耐，几乎在祈求我不要跟母亲吵嘴。我又平空增添一层烦恼。这家实在不是我呆的地方，它教坏了我，又来指责我。这家已成了我精神上的牢房。只有到外地去，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我才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自己。叔婶们也来了，他们只知道责备我态度不好，没有人能看到这当中有无私的爱。他们的劝告枯燥无味，没有一句能解除我心头的烦闷、更没有给我指出一条正确的路。
母亲唠唠叨叨还在骂，打从我“落取”之后，她就对我不满，怪我没出息。我极力把耳朵掩盖起来，免得听懂她的话，我知道自己有错，可这样骂个不休，我就是想改也改不下去。我多么希望能过一种友爱、平等、和睦的家庭生活。母亲总不能合作，弟弟又不买我的账。我受了刺激就盲目地恨母亲、恨弟弟、也恨自己。我成了恨透一切的罪人。在恨的当中，我又有极大的爱，我的粗暴行为正是为了爱的目的。母亲又怎么能理解？我曾想早一点出来工作，分担父母的忧愁，我担心父母的身体会一天天衰弱下去，等不到我孝敬他们的时候。也许做父母的总希望子女比他们强，有出息。一旦发现子女具有他们的劣根性，心里就不高兴，还因为深知这些弱点的为害，而要加紧铲除，但很不得法。做子女的看到父母这样也不痛快，认为自己的缺点是受父母的影响，怪父母的不明智。我知道父母的爱是真挚和热烈的，就是打骂也是为了爱。可子女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却为父母所不理解，唯一妥协的办法，只有忍受、忍受所有无理的爱。
父亲知道我“落取”，特地赶回家来。他不常回来，每次在家总象做客一般。平时，我很少向他谈及个人的学习生活和心里的烦恼。这次他主动找我谈心。他说“大鸣大放”时，叔叔曾到学校找我的班主任，了解我在学校的表现。可是当时我就是不听他们的劝告。父亲列举不少例子说明凡事应谨慎小心，以免招惹是非。照他的说法，做人只能委屈求全，迎合别人的心意，不管真理事实，谁是谁非。我感到精神上抑郁得要哭出来。父亲从来不说一句人是虚伪狡猾的。他总是要我勤勤恳恳，服从领导。其实正是“服从领导”才导至“鸣放”的事发生。我心里难受极了，为了尊重他的好意，我只好带着苦笑呆坐着，默默地忍受，就跟他是拿鞭子在抽我一样。
我知道父辈们的一言一行都在瞻前顾后，他们总想通过安分守纪，忠厚老实去博取别人的欢心。为了能相安无事生存下去，免遭攻击，不惜以胆小为资本去获取别人的同情和赞美。他们最怕触犯有权者，怕有权者发怒，从来不敢对无理表示抗议，更不敢为真理去撕杀。他们对我的“落取”不敢说句公道话，不敢表示抗争。在他们眼里，当权者永远是对的，即使他如何暴戾恣睢，也只有忍受服从。父辈们不敢得罪别人，也害怕别人得罪自己。受到欺压，先要“自责”，再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企图安慰自己的怯懦，为意志薄弱开辟道路。其实现实中许多时候善恶报应是颠倒了黑白的。也许父辈们只能当奴隶、不能做主人。离开了有权者会急促不安。尤如长期被樊禁的鸟儿，失去觅食的机能，只有靠主人恩赐的一点食物过活。一旦放它到大自然中去，便左顾右盼，感到陌生和危险。唯有等待主人把它再次关进宠里，才又吱吱高叫，仿佛聪明无比。听到别人称赞几声“善良老实”，就心满意足，以为是最高的嘉奖。殊不知别人是多少带有几分看轻的意思呢！
看着父亲满脸的皱纹，我感到痛心。生在这样的家里，只能象他们一样软弱地偷生，忍受胆小怕事的奴隶教育，不情愿地接受他们的人生哲学。不能有丝毫的反抗，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爱”的招牌里出来。他们并不知道，这只能将一个人推向一条昏庸无能的死胡同里去。父母的不明智，作儿女的只好受罪。我想，只有离开了他们，才能有所作为。一切好品德，好能力都是在独立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从我知道的许多有成就的人中，不少人从小失去父母，或离家出走，这绝不是偶然。脱离一种依赖，唯有挣扎和奋斗，老是长在父母的褓襟里会毫无锐志。我曾想过不顾一切地投入社会的斗争中，我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父母要为我不安，我就怎么也不敢再向前迈出一步。只有被襟固在原地，让理想、斗志逐渐腐烂、消失，而后再来悲叹、悔恨。
父亲翻来复去还是那一套老实做人的学问，简直一再拿话刑罚我。不知他对我讲了多久，我唯有装成懊悔的样子，心里却在思考如何赶快结束这场干瘪的谈话，直到他走了，我才在心里可怜起他来。
父辈们希望我前途无量，这片好意我一定领情。可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