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多了，改变你的是我，你承认吗？”罗素的手像鸟，围着我的身体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这，一会儿落在那，特痒特像“麦当娜”舔我的脚心。
罗素说的这个是我想过的。如果让我自己评价过去的自己，我觉得我更像罗亭，就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个罗亭；说到现在的变化，确实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我不知是该高兴呢还是悲哀。若是罗素从没出现过，若是我依然和甜妞在一起，我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绝不会大热天的跑到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参加什么午夜摇滚，以至于累得骨头节生疼。一边瞎想，一边从裤兜里掏出烟来，烟已经压瘪了，我点上一支，冉冉上升的烟雾不时地变换出各式的几何图案。
罗素抢去我的烟，掐灭，远远丢掉，然后像个母猩猩似的抱紧我，吻了起来。每每到这时候，我就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任凭自己沉沦下去，沉沦到温柔乡的花团锦簇之中，找不着北了。每每到这时候，我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行星上，照耀我的是另一个太阳。
那个愤怒的英国青年约翰·韦恩，在他不怎么愤怒的时候曾经这样形容过一个姑娘：她大概是一位耐心的老艺术家用一整块象牙精细而又充满慈爱的雕刻出来的。罗素就是这样的一个姑娘，特别是在她赤裸着的时候。我们相互用嘴满足了双方，在激情的甬道上徘徊了许久许久。
罗素坐起来，像婴儿哭泣般地呻吟了一声，甩了甩头发，说道：“真他妈的过瘾！”
我俩踮着脚尖溜出仓库，乐队的人浑然不知，他们都已睡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台上，天井上还亮着一盏舞台灯，闪烁着蓝幽幽的光，投射在他们的身上，看上去他们特像童话剧里面的小动物。罗素想跟他们搞一点儿恶作剧，拧拧耳朵捏捏鼻子什么的，让我拦住了，径直来到大街上。
大街是睡着了的，道边树也在打盹。我坐着罗素的摩托车，头盔也不戴，在柏油路上横冲直撞地呼啸而过，把树下纳凉的人们惊醒了，骂我们是土匪，罗素就说，我们就是从威虎山下来的土匪。
到家，给车熄了火，我们抢着往楼上跑，进屋，又拼命抢卫生间，最后还是一起冲了澡，好歹擦干身子，睡衣也不穿，就这么君子般坦荡荡地爬上床，很快地睡去了。
醒来时，罗素还香甜地睡着，我给她盖上了一条毛巾被，拉开窗，换换空气，然后，端着一杯咖啡打开电脑，看邮件，我发现，两天的时间里，王鹤生竟给我发了七八封信，内容只有一个——他要离婚了。
原来，他的妻子不久前病了，是乳腺癌，只好去医院做手术，术后，美丽的乳房没了，变成了不美丽的疮疤，他的妻子自然很气馁，甚至很自卑，因此，性情大变，喜怒无常。他只得躲出屋去，清静清静，妻子又疑他移情别恋，见他与女人往来，就醋性大发，摔盆打碗，闹得不亦乐乎，把他折磨得都想去投河自尽了。
上个月，为散散心，他跑到新西兰去玩两天，结果发现他的妻子竟跟踪他。“这日子没法过了。”他说。“什么也不是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地一股脑儿没了，在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和什么也不是的东西之间，有着什么也不是的关系。这句话你觉得耳熟吧？不错，这是谷川俊太郎的一首诗。我老婆就是这样，她偏要以为什么也不是的乳房一定跟什么也不是的爱情和婚姻有必然的联系。”他又说。
这时候，罗素也醒了，我看着她打哈欠、伸懒腰，然后走进卫生间。风景画从画框里跑走了。我给王鹤生回了一封信，无非是一些安慰的话。罗素洗漱完毕出来，就趴在我的背上看我写信。我问她早餐吃什么，她说随便好了。
在我进厨房准备早餐的时候，王鹤生又来信了，我就让罗素先吃，自己赶紧去看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们已经办妥了离婚的一切手续，他把房子留给了前妻，自己搬到另外一个牧场去。对这样的最终结果，我无话可说，也无权去说，我只是有点儿替他难过，更替他的那位阿姐难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通信了，自此，他是音讯全无，仿佛石沉大海。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一样没烦恼……
“万喜良，你再不来我就把所有的食物全部吃掉。”
罗素叫我，我便匆匆地与他告别。不管怎样，王鹤生的爱情悲剧还是给我的好心情投下了一道阴影，我尽管使劲儿地咀嚼着罗素硬塞进我嘴里的煎蛋和薯条，但顺着食道咽下去的时候，觉得不是味，有一种变质的感觉。
“你不开心？”罗素问。
“没有。”
“你们刚才通信时说些什么，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问，可是……”
我把王鹤生的事情全盘跟她说了，我实在不是一个可以藏得住秘密的人，如果将我比做容器的话，我一定是容量最小的那种。
没料到，罗素听完我的话，竟哈哈大笑起来，而且特忘形，“两人过得不愉快而分手，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可惊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没准后面还有更好的人选等着他们呢！”
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说法，而且是不无道理的说法。我甩甩手，像是要把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都甩开似的，说道：“走，书店该开门了。”
一天早上，赵楚又来了，今天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热情而又开朗，只是畅叙友情，只口不提他的狗屁保险了。当我们目光相对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近似于讨好的神色，使我很快就原谅了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对他渐渐冷却的亲情重新又高涨起来。
“你记得孙茂吗，还有许玉珍，他们现在都在总医院，一个在外科，一个管总务……”他显然比我更了解我们的那些老同学的情况。“马玲呢，她怎么样？”我问。马玲跟我是同桌。他告诉我说：“死了，死了好几年了，难产。”我们禁不住又感慨一番人生的无常。
遗憾的是，我们的谈话总不时地被顾客打断。罗素没来，这两天顾客又出奇的多，比平日多几倍，只因为多事的记者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推荐这个特色书店。其实，许多顾客并不是真的要买什么书，只是瞧瞧热闹而已。
“你跟哪个同学还有联系？”赵楚问。
“嗨，我一天到晚瞎忙活儿，联系少。”我就告诉他有谁跟谁我见过面，谁跟谁打过电话，都算上，也就那么五六位。
“他们是不是混得挺好挺洒脱，又有房子又有车，整个一傻不错？”
我说：“差不多吧，其中刘海最牛B，当厂长了，开个大奔满世界转悠——威风！”
“我靠，他那德行还能当厂长？”赵楚一脸的委屈，好像全人类都欠他的钱似的，“这年头，没处说理去，想当年他的数理化卷子都是抄我的。”
“对不起，稍等。”这时候，有人买书。
“你有他们的电话吗，给我一个，好久不见了，怪想的。”我一回到赵楚身边，他就说，特诚恳的样子。
“你自己抄吧，我忙完再来招呼你。”我从抽屉里拿出电话簿，掀到有那几个同学电话号码的一页，递给他，赶紧又照顾生意去了。每卖出一本书，我都要赠给读者一张精美的藏书票，还加盖“油纸伞书坊”的纪念章，真够累的。
在受累的过程当中，我也时时不忘用眼神关照赵楚一下，只见他埋头于电话簿里，有点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意思。我突然惊奇地发现，不，不止惊奇，简直是万分惊奇，他竟然有了白发，就在脑瓜顶那，一撮撮的白发犹如根根银针，触目惊心地闪闪发光。难道，我们这个年岁的人，已经开始从成熟走向衰老了吗？
隔了一天，从早到晚我的电话铃就没间断过，像超市里抢购什么似的排着队的来，而且态度都那么蛮横，骂骂咧咧算是客气的。他们质问我，谁说他们急着要买保险来着？“我没说呀，我是无辜的。”我跟他们解释，他们也不听，偏一口咬定是我让人家打的电话——那个姓赵的小子是这么说的。
赵楚算是把我害苦了，他肯定是在哪儿找了个不花钱的电话，将我电话簿里边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打了一遍，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一个不能少”，而且还公然跟人家说是他妈的我指使他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