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你的信。”他回答得是那么斩钉截铁。
“不会的。有同学看见了告诉我的。”我并未失望。
“你再说一遍，哪个班级，叫什么名字？”陈叔叔说。
“有同学说，早上看见一封中共中央的来信，是寄给我的。”我一字一顿地，尽量将来龙去脉说清楚。
“噢，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封信，寄给胡——”
“胡振铎。”
“对，对。胡振铎。”陈叔叔推推鼻梁上将要落下的眼镜，接着说，“让陈副校长取走了。”陈副校长就是陈汉章老师。
果然真有此事，丙班的同学没骗我。
从传达室出来，登上一级级的台阶，在两旁艳红的夹竹桃的欢迎下，我脚步轻快地穿过办公楼前的甬道，踏下几级台阶，就到了红砖楼的第一间教室。那就是我们初二甲班地教室。
我刚走进教室不久，就响起了电铃声。扩音器播放即时音乐，并不断插播开会通知：
“同学们，全体到大操场集合。各班请按指定地点站好。队伍集合好的，可以就地坐下。”
丙班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呢？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忽然，一个灵光闪入脑际：会不会是我的那一篇刊登在黑板报上的作文呢？一定是，肯定是！
那是这学期开学时的事情：
那天晚上，学生会组织放映两部影片。什么片名已记不清了，好象是《列宁在1918》吧！问题是学生会的准备工作没做好。本来准备晚上七点半开始放映，可是机器老出故障。敲敲打打，咿咿呀呀，宣布“开始”至少五、六次，以至后来扩音器里再次出声，却引得同学们一片唏嘘。人们吸取“狼来了”的教训，真狼来了也不在乎。电影虽然只放一片，时间也拖延接近午夜。我回家入睡还不到三个小时，就被舅母揪着耳朵拖起来，到菜园去挑水浇菜。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里，我借机发了一通怨气。想不到那篇作文，却被语文老师推荐给学生会，上了黑板报。
那一天语文课，同学们的作文都发下来了，唯独我的一本没发。放学时，几个同学结伴走到黑板报前，有个同学首先发现，黑板上正在抄写我的这篇作文。他立即大声嚷嚷起来，引来一群同学围观。这其中应该也有那位丙班同学。
菊英姐姐立即向学生会同学建议：
“这篇作文是胡振铎写的，哪，作者就在这，就让他自己抄吧！”
抄黑板报的同学回转身，望着我，好象在问：“你会写粉笔字吗？”同班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你放心吧！他的粉笔字写得可好了。”“他在小学时候，就会写黑板报了。”……抄黑板报的同学突然拿起黑板擦，三下五除二，将已经抄好的一段文字全部擦掉。我急忙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将我的作文本和粉笔一并交给我，然后退后两三步，静观我用流畅的仿宋体在黑板上书写。他看着我抄了一两段，就提前告辞了。我一直写到最后，几乎全校的同学都回家了，才回家。
闭学式大会终于开始了。
我们初二甲班席地而坐的地方，临近黑板报。只要从左侧穿过五、六个同学，再登上几级台阶，就到了黑板报前。讲台由三、四张课桌拼成，摆在办公楼通往下操场的雨盖走廊的起始处。除了有雨盖遮荫外，还有大樟树浓密的树冠遮挡阳光。
会议由高展校长讲话，多是一些勉励和祝愿。接着由陈汉章副校长介绍“中共中央的来信”。陈汉章副校长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一个普通中学生来信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发表了即席讲话。全场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
随后，陈副校长让我上台领回信件。这时，全校一千八百多学生的目光，都向我这边投射过来。我的脸早已红了，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身子意欲站起来，却又坐下来。左右的同学推搡我，催促我。我回头看看菊英姐姐，似乎在向她请示。她用赞许和鼓励的目光逼视我。我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急匆匆、目不斜视地小跑到讲台前，立正，向各位校长和老师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双手从陈副校长手中接过信件，再将信件递在左手，举起右手，再次行礼，回转身，向全体同学敬礼。然后低着头、躬着身，依旧是一路小跑，回到自己的位置，盘膝坐地，心里依然扑扑扑地跳个不停。
班上的同学传递着信件，最后又传回我的手里。有人建议，把来信和毛主席照
片先贴在教室的学习园地上，保留一个星期，让大家共享。一个星期后，再由我收回，我同意了。
来信是用极薄的半透明的打字纸，当中夹着蓝色复写纸，多页打印的。寄给我的是其中的一份。内容如下：
胡振铎同学：
你给毛主席的来信，我们收到了。谢谢！
希望你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贡献一分力量。
随信附上毛主席四寸照片一张，以资留念。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办公室（盖章）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
当全校同学都在给前线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的时候，我这样想：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写信呢？没有他老人家，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吗？没有他老人家，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吗？没有他老人家，我能在学校免费上学吗？……
那时候，我们家为了节省开支，不点电灯。而且，只在起早或晚饭时，点一会儿煤油灯。想看书，只好站在家门口，就着高高挂在电杆上的路灯，借用昏黄的灯光。
菊英姐姐了解我家的情况后，与我舅父、舅母商量，让我每天晚饭后，去她家里做作业。就是那天晚上，姐姐问我慰问信写了没有，我把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