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有道理。”他转向金春，“金春，你说要俺给你办事，快说，办什么事？”
“结婚登记。”
“结婚登记，和谁登记？”
“你没看见吗？”
“看见什么啦？你的男朋友在哪儿？”
“好你个小高，你拿姑奶奶寻开心啊！快给登记！”
“你是说和这个福建朋友登记啊？”
“怎么啦，不行吗？”
“行是行。他愿意吗？”
“不愿意，他万把里路特地赶来看你呀？”
“你早没说好。你一来就该对俺说：‘小高，俺带了福建小伙子来，要和他登记结婚，你给办办手续，’这样一来，事情就明白多了。”
“你有完没完？快写！”
“俺还没提醒你呢！眼下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年代，你向他要了多少彩礼？”
“你问他。一分也没要。”
“没要就好。要是让公社知道你要了彩礼，招呼一班红卫兵到你家去，把你大、你娘连同你，抓出来游街！”
“不用你担心。俺自己明白。”
文书小高没再说什么，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象奖状一样大小的结婚证书，问清我们俩人的姓名，用毛笔往上面写，可是纸上老是不吃墨。我看他着急的样子，向他要了一张干净的薄纸，揉成团，在该写字的空档狠劲擦了擦，让文书再写，竟然写上了。
“看来你挺有经验的。”文书说。
“我写过奖状一类的东西。
“难怪。”
我们交了四角钱，作为购买登记证的费用。向文书道了谢，回村去了。
回到家里，我们为金春的一身衣裳犯愁了。
在“革命”的年代，又遇着农忙时节，任何事情都要加上“以革命的名义”，所以满村子找不到一个裁缝，为金春制做这一身衣裳。最后，我们只好请一位认识的会裁剪的大嫂，抽空把布料剪了，到供销社买来针线，在炕上和金春俩人，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6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请太长的假期，当时的情况也不允许。我准备返回福建，说好等到明年，再来看望岳父、岳母，迎娶妻子。我总算有个自己的家了，到明年，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探亲假了。虽然我们是登记结婚了，但并没有办宴席，也没有圆房，因为条件不允许。自从我来了之后，两个大女儿每晚都到她们的姑父家过夜。我和金春只有白天在一起，虽然岳父母也曾借口出门，给我们留下相聚的机会，但谁知道他们出去多久会回来？
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出门了。把带来的棉被留给他们。当我快到马路边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急急忙忙地赶上来了。或许他们心有顾忌：女儿既已许给人了，却没有圆房，这算什么事呢？万一煮在锅里的鸭子又活过来，飞了，岂不前功尽弃？他们将女儿送到村口。
没有人来相送，她姑父母也没来。全村的人都下地去了。只有她的母亲和兄弟，她父亲和妹妹也下地了。
从五莲方向开来的公共汽车到了。看着我们小两口上了车。岳母流泪了。毕竟女儿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她哽咽着说：
“路上当心，到家了就来信！”这是当时最珍贵的嘱咐，因为电话还未普及，十天半月地能得到亲友的消息，就是最大的快乐了。汽车到高密转上火车，挤挤挨挨地好不容易才到济南。已经晚间九点多了。
下了车，分不清东西南北。好在济南的街道是经三纬四尽是直线，我领着妻子一路信步走去，遇到交叉路口，认好标记。我们到一家面点馆，要了两份卤面。谁知那口味太差，好不容易才将它吃完。
我们又过了两条横街，在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一家旅社，每床五元，一个单间两张床，十元，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消费了。我们拿出证明登记住下，新婚之夜才算开始。
起初，我们一人一张床，可是谁能忍受打了二十几年的光棍日子？我抱起被子就上了金春的床。两床被子，一床铺的，一床盖的，我就往她的身上摩挲，寻找目标，可是怎么也找不着。我问：
“哎，在哪儿哪？”
“俺哪知道？”
“在你身上的口子，你能不知道？”
“俺也不清楚。你自个儿找吧！”
真浑哪！找了半宿，最终还是没找到。
第二天清晨，掀开被子，发现污迹，但没有血迹。我连忙将被子盖上，扬长而去。谁叫它让我们睡一张床，出两个床位的钱呢？这十块钱，让他们洗被褥去！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九章《非常时期》。
第九章非常时期
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人们都在浑浑噩噩之中。各种人物粉墨登场。胡振铎好胜争强，被当作“出头鸟”批斗，各种不实之词蜂拥而至，什么电台，代号，怎样与台湾敌特机关联系……，不一而足。在去福州查病时，被从火车站拦截揪回……
非常时期出非常事件：沙县林业系统被改编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24团”。胡振铎被该团政治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往建阳省二监狱所属农场劳动改造。
1
在济南候车有十几个小时。我领着妻子去寻找济南百货公司。寻到纱布柜，看到一匹北京蓝的的确卡，和我的一条裤子色泽相似。我那条裤子是大姑嫲嫲为我抽空做的。现在有这一色的布料，也给金春剪一条，另外又给她买了一件成衣。这样，她就有两身衣裳可以换洗了。
下午上车后，车厢内依然很拥挤。我们是中途转车，没有座位，俩人一路站着挤在厕所边。厕所的门没有开。否则那氨气的臭味就让你受不住了。到了上海，又转车去来舟，这一次没等多久。在从来舟转去沙县时，总算有了座位，但只坐了一个多小时就下车了。
到了沙县，已是小半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