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县领导班子的“斗私批修”中，为了“放下包袱、继续革命”，主动坦白交代。此案经过审查，无人能够证明。鉴于本人坦白认罪态度较好，暂免处罚。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清理出来，经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四团政治处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二、老何：五十二岁。捕前任崇安县某农场会计。因过去曾贪污三十几斤粮票，被单位清洗。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再次揪出，继续专政，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三、小姚：二十八岁。捕前系某伐木场职工小学教师。因在婚前曾与十六岁女学生发生奸情，虽事过多年，已得家长谅解，在清理阶级异己时，被其妻子旧事重提，本人承认，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四、老马：四十三岁。捕前为林业局生产科科长。上班时闲来无事，用旧报纸练习写字，横来竖去，不成规矩。革命群众从他的字纸篓里掏出他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字样，斜刺里还有“杀，杀，杀”等，因此断定：意图推翻共产党，毁我“长城”。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五、我本人，二十八岁。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好逸恶劳，不注重思想改造，对现实社会不满，恶意攻击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个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虽然我们都被判了有期徒刑若干年，但并没有给我们相关的判决书。
在南平看守所熬过一夜之后，吃了一份早餐（根本没有双份），车子立即上路。到了建阳，将近中午，我们仍被送去看守所。
建阳的看守所和南平有天壤之别，不但环境卫生，管理有序，监房也不同。一进监房，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通铺只有一层，离地面约六十公分，水泥地板，犯人的内务也整理得干净利落。粉墙雪白，通风窗宽大，镶嵌有避蚊纱网，房门紧闭，一只蚊子都别想进来。虽然已是建阳地界，我们仍然被遗弃这里两天两夜。好在建阳看守所待我们一视同仁。
第四天早上，民兵才来接我们。五个人被分成三拨：老张送去省第二监狱；老何和小姚送去崇安黄土农场；马科长和我，送到小湖农场大山坪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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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坪中队建在公路边的山上。这里象一片小高原，露天盖房，无遮无荫，每日的太阳都特别优先光照我们。用高墙围起来的宽大的场院内，离墙三四米盖一排监房，有十几间。每间分上下两层，住一个小组，20多人。监房的另一头，横向建一座房，是犯人的大伙房，凿井汲水，供号内使用。围墙四个角落的墙外，建四座监视塔。监房内，除室内以外，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武装人员的视线范围之内。
每天清晨，值班干部开大门进入围墙内，吹哨叫唤犯人起床。再逐间逐室打开上了铁栓的房门，早已等候在门边的犯人即一哄而出。因为洗漱吃饭的时间有限，特别是我们这一间房，离伙房最远，不紧张不行。
早饭后，大家都等候在监房门口。等待武装人员来带队。新来的犯人不熟悉农活，思想也未稳定，一律被叫去开荒。
说是开荒，实质上是开山。按照上头书生气的意愿，将整块山挖下来，然后整平，整成一块块的平地。如果用来盖梯田式样的房子还不错，用来种庄稼产粮食，简直是疵人说梦。因为是上头的命令，又在武装人员的监控下，不用说地下是间隔土、硬砾石，就是铁，你也要挖下去。
开荒并没有一定的进度要求。武装人员只盯着你，不让你逃跑就万事大吉了。因此，遇上比较贪玩的年轻“班长”（犯人称武装人员一律为“班长”），经不起烈日爆晒，会提前一个小时带你回监房。
起初，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32斤，后来减为28斤。吃这么一点粮食，仅能度命，怎么能开荒呢？每天上午九点多、下午四点多，就开始饥肠辘辘。我们这些开山队没有耕田队自由，可以偷偷摸摸夹带一些农作物回号里，只能跟石头和草根打交道。而我们所开的地段，连草根都稀少。早来的犯人，会在整地的时候，把罕见的块茎流下来，扔到一边。在武装班长（后来改称队长）转换视线的时候，偷偷地拾起来，塞进衣兜里。若能侥幸混进大号（监房内的整个大院称“大号”，与犯错误关紧闭的“小号”相对而言），刮刮皮、洗一洗，用一只搪瓷口杯盛上，加上水，放在伙房大灶里退出的红火木炭上煮，不多会就煮熟了，端回监房里有滋有味地吃起来。这些块茎中，有一种比较大的，我们称它“土茯苓”，富含淀粉，吃起来更香。难得老号子分一小块给我品尝，以后我也留意拾取这种草根。犯人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各人拾取的东西归各人，从不争抢。有时被武装队长发现，还会互相掩护，从这个手里转到那个手里，尽量将它们带回去。若是遇上个别特别执拗的武装队长，在进入大号之前，让我们背靠大号大门，面对办公楼，一溜儿打横排开，一个个地搜查衣袋、裤袋、胸襟、裤裆，则这一天将一无所获了。当然，大意的也有，或者是故意，叫一两个犯人出列，装模作样地搜查一番，就放我们进去了。
大山坪缺乏水源，多是旱地，极少水田，粮食不能自给。所食用的大米，要到几公里外的小湖农场去挑运。
夏收夏种“双抢”季节开始之前，林指导员来大号里动员，凡能抽出来的劳力，都要到小湖农场去支援。“双抢”其间，粮食定量相对增加，大家都高兴地盼望早日开始。这一天，因为农田组的犯人早几天就去支援小湖了，没人给大山坪挑粮，就从我们带班队里选出二十人，夹带五六个“老农”，一清早去小湖农场挑稻谷。我和老马都在被选之列。我平时天天劳动，挑百十斤不在话下，老马科班出身，七八十斤就感到吃力。但我们刚出看守所不久，再经过一个多月挨饿挖山，从小湖回来，路程还走不到三分之一，在烈日的煎熬下，我只觉得眼冒金星、腹内郁气蓄积，难以畅通，额头大汗淋漓，我要受不住了。我低声对老马说：
“老马，我就要吃不消了。我要倒下了。你帮我咋呼咋呼。”
“行。你撂挑子吧！”
又走了几步，我身子一歪，躺下了。老马即刻大呼小叫起来：
“报告队长，胡振铎晕倒了。”
队长立即赶到我身边，摸摸我的额头，我确实沁出一身的冷汗，气息急促。队长当即呼喊：“谁，谁过来帮他挑担子？”随即指着一个“耕田队”刚刚换下担子的老犯人，“你，你来帮他挑！”
我空手跟在队伍里，支支挨挨地回到大山坪监房。幸好耍了这一招，不然今天要吃苦头了。从撂挑子的地方到大山坪，还有四公里路程呢！
过了两天，大山坪中队选出50人去小湖，参加夏收夏种。虽然我们有武装队长看管，早上一样四点多钟起床，五点在大号门口列队报数，由武装队长和小湖农场水田分队的老犯人带往当天干活的田块。武装队长可以轮班休息，我们则要从早到晚，干到晚上六七点钟。中午送饭到地头，稍稍休息十几分钟。
为了看管我们方便，队长尽量把我们安排在宽阔的机耕路边，有的用方型谷桶摔打谷子，有的踩打谷机。割稻也是我们带班队负责，老犯则负责将稻把从水田往机耕路上搬。半上午、半下午，都有一餐点心。晚饭要等当天的工作量完成，才能回号房。因此，最迟的一天，要到九点多才回号里吃晚饭。
山区早晚温差大，水也冷。夏秋之交天气变化特别明显。劳改农场要种大面积的双季稻。为了保证水稻足够的生长期，除了提早播种、延长秧期外，还要适时扦插入田。每年农历八月六、七日，立秋之前（精确到几点几分）插入的，可以收到成熟的谷子；过了这个时刻插入的，就只能收瘪谷和稻草了。所以，在立秋的前一天，来不及时，还要挑灯夜战，直到天明认定的时刻。此时，插秧的三五成群，由一两个犯人举着火把给大家照明。至于是否能象“双抢”开初时那样，将每一棵秧苗都插在预先划好方格底线的坐标上，那就很难说了，也不再讲究了。
小湖是得天独厚、水源充沛的地方，水田靠山傍溪，一片开阔，土质好。田里都保持较浅的水位，适合作业。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其弊即在于水量浅，刚刚割断的稻茬硬梆梆，象一把把利剑，将你的小腿肚刺破无数的伤口。伤口被溶入1605农药、大约50℃的温水浸泡，侵入肌肤，渐渐起泡化脓。在我每挪一步的时候，都牵动中枢神经，向大脑发出疼痛的信息。
晚上睡在床上，由于过分疲劳，疼痛的信息虽然进入大脑，却引不起反应。当第二天起床哨响起，我翻身起床，穿上衣服，伸出双腿的时候（在小湖，我睡的是上铺），就好象有两个人在拽我受伤的腿，大脑里昨晚储存的疼痛信息被激活，而且加倍地报应你。此情此景，不由让我想起当年母亲受苦时的状况：她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踏在织布机的踏板上，心里记挂着她的独生儿子，忍痛咽泪的境况。母亲啊，母亲！你虽然未能将我抚养成人，但仅凭你这样为我受苦，就够显出你的伟大了。
我被同犯介绍到设在大号内的医务室去。从医的犯人给我弄些高锰酸钾和纱布，告诉我使用方法：在临睡前，将高锰酸钾用开水溶解，冷却到能接受的温度时，用纱布沾取药液，对患处狠擦，使其破皮，让药液渗入皮下。这样连续做了几天，伤口果然复原。好在我们在“双抢”结束前两三天，就提前回大山坪了，否则还有二次感染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在水田中央的一座储存草木灰的草房边割稻，突然灰房着火了。这时我想到向秀丽勇敢扑向火灾现场的形象。我想，这是我立功受奖的机会到了，竟然脱离队长的监视，参加到灭火的人群中去，被队长发现了。他大声向我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