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也不能小气，相应特赦了一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将领和官员。大山坪那位已经摘帽的80几岁的老右派，也在特赦之列。他原是国民革命军的副团长，也许是国民党临阵脱逃时委任的，他没有跟随去台湾。解放后和建阳麻沙的姨太太一起过日子。姨太太的腿有点跛，相貌还漂亮。
那一天清晨，早饭集合时，指导员、管教干部都到大号里来。向我们宣布参加特赦大会的人选。总数40人。地点在“馒头山”省二监的工厂厂区。参加大会的多是政治犯，干部打算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在思想改造上有个质的飞跃。
早饭后，其他犯人都下地干活去了。我们40人留在大号内，等待从县城包来的公共汽车。
车来了，我们在大号门口报数上车。车子顺着围墙边的大道驶入公路，刚到我们一分队的猪栏边，停下。大队长上车检查人数，发现站在车门边的黄干事，手里提着一篮子鸭蛋，一下子急火上来：
“黄遵宪！你这是干什么？假公济私！今天车子直接开去馒头山，中途不许停车。快把鸭蛋拿回去，快去快回！否则我让车子开走了，让你跑步进城！”
平时，黄干事给在城里打工的妻子送柴草、送粮、送菜，大多是我代劳。我每天拉着空粪车进城时，可以在车架上装些柴火和蔬菜。今天正好有车子去城里，捎上几个鸭蛋给妻子，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大队长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事件，要认真对待。不可有半点含糊。大队长五大三粗的体魄，配上黑黑的宽阔的面庞，瞪起眼来和猛张飞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大着嗓门训斥部下，毫无情面。根本不理会在场的四十个犯人。
当时，从县城经溪口的班车很少。每天只有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而且到溪口时，行程已经过半，也就是在半上午或半下午的时候到车，出入都不怎么方便。因此，这一天进城，是非乘这部车不可。况且，到了城里，再去馒头山，根本没有车。
黄干事小心翼翼地下了车，提着鸭蛋，不敢跑颠，只好用竞走的脚步，快速度地返回他的住处，又跑步回来。他一上车，脚步还未站稳，汽车就开了。当我们到达馒头山时，已经有一部分犯人坐在会场了。
从溪口到周墩渡口两公里，从周墩到县城七公里，再从城关到馒头山，又有三四公里，又要赶在八点多钟前参加开会，不是步行能够轻易到达的。
说是馒头山，实际是坟山。一座座坟头集中在那里，象一只只馒头。为了避讳，人们称它为馒头山。劳改部门在那里征了一大片地，建了电机工厂，利用犯人低贱的劳力，生产电机一类的半成品或配件。
被推平的馒头山，成了一片宽阔的黄土地。在八月的烈日照耀下，个个汗流浃背。我们席地而坐，穿着劳改队清一色的黑衣或蓝衫，都是最低价的土洋布，还要在胸前和背后，同时印上显目的“劳改”字样。光头在阳光下闪烁，同时冒着热气。从远处看，确实象刚开笼的馒头。
被宣布特赦的人员，从各地集中而来。大山坪那个“副团长”也在场，还有长乐看守所送来的、在历史上已经处理过、文革中又被揪出来还未再定案的“副县长”。
每个被特赦人员发给一套新的中山装，一百元零用钱，一网兜的面盆、口杯、毛巾、牙膏、牙刷等洗漱用品。省劳改局的领导讲话之后，这些人纷纷离开临时舞台，退到前排预先准备好的矮板凳上。
全场会议一个多小时结束。各地来的犯人又登上静候在此的包租客车，回返。
黄干事这一次被黑面包公当众奚落，我们很为他抱不平。其实，黄干事是一个很不错的干部。他办事十分认真。我们的零用钱、粮票都存在他那里。需要的时候可以向他报告领用。只要伙房的人方便，随时都可以向他领取。他的妻子也很温顺。有一次下雪天，王大明和我一同进城拉肥料，脚下只穿着破漏的圆口雨鞋，冻得他瑟瑟发抖。他想买一双新雨靴，还未向黄干事报告。我把他领去找黄阿姨。她正在农具厂上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立即向厂里请假几分钟，到她租住的房子取钱。还从挂在楼板梁上的竹篮里，取出新蒸的米糕招待我们。
溪口中队干部的家属不多，也就是五七户吧！其中也有烈性的女子。如果要把她们的性格勉强分为强、中、弱三等的话，黄干事的妻子属于善良偏弱的一种。在家属们为了芝麻小事公开叫骂的时候，我们看到，黄干事的妻子总是默默无语地站在一旁，承受着种种恶毒的言语。我所说的恶毒言语，说出来让我们这些大男人都感到汗颜。有一天，我听到有个家属说：“怎么，骚得不行啦？大号里有的是壮男人，随便找两个出来浪一浪啊！”在这种时候，黄干事的妻子总是躲得远远的，或者干脆“躲进房中成一统”，耳不闻为静。
为了他们两个孩子上学方便，黄干事在建阳农具厂给妻子谋了个临时工，就是负责开票。工作倒是轻闲，时间却不短，工资也不高。她是中队家属里唯一从业的女性。
5
华国锋主席上台后，一切按既定方针办。林庆武案件的平反就遥遥无期了。
林庆武，平潭县上攀村人，60余岁。因拥护刘少奇、邓小平“三自一包、分田到户”，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其实，这么一个半大老头，既起不了风，也掀不起浪。大队（村）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他老人家说几句闲言碎语，犯得上杞人忧天吗？但是，林庆武确实被抓了，被判刑了，而且是二十年的重刑，被送到溪口中队劳改来了。
我是在“九·；一三”林彪案件爆发后才认识他的。一个很慈善、很可亲、说话都不会大声的老人。政治犯归队时，他来到我们一分队。干部安排他放养蛋鸭。后来蛋鸭改由“皇帝”包养了（反革命集团的首要，自称“皇帝”）。他改行放牛，与苏世树一起。每当遇上天阴下雨，或者牛群走散，他迟迟回来。我都将他的饭菜取来，用薄膜包起来，保温在被窝里。遇上他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我都帮他打热水、递开水，请医给药。家里来信了，我给他念，回信帮他写。在他来说，我是他监房生活中不可忽缺的朋友；对我来说，不过是做了一件晚辈对长辈该做的事。
林庆武什么时候能平反释放，成了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但这个希望，现在还很渺茫。
6
1978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再三要求下，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并很快主持了中央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在报纸上不断看到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那一篇篇让人五内俱焚、催人声泪齐下的报告文学，屡见报刊。象陶铸儿子陶斯亮跪在毛主席的画像前，哭诉说：“毛主席啊！我爸爸跟随你爬雪山、过草地，打江山、平天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于心何忍让他白白被人折磨而死啊？…………”象刘少奇的女儿被逼与恋人分手，下放内蒙古，不得已在内蒙古成家……。这字字血、声声泪的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与他们相比起来，我所经受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陆定一和王光美的平反，看到王光美与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同行的照片。陆定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平平淡淡话，给了人多少安慰。
我们终于看到了祖国的曙光。这曙光不单属于一切自由的人，也属于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刑事犯。
我们看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对那些暂时不能理解中央政策的高官，该撤的撤、该换的换。接连不断地撤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重新刊发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时，报纸、电台，也报道了许多正确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实例。中队也组织我们反复学习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