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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了个机会，向黄干事坦诚诉说了我心中久积的块垒。这是在大号外围墙边的大道上说的。黄干事十分认真地倾听了我的申诉。他说：
“你写吧！把你心中想说的都写出来。不管你是写给谁的，只要交给我，我一定给你寄出去。”
我没看错，黄干事确实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在他的眼神里，满有公义、同情和怜悯。他曾经对我们说过：
“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政府的一个执法部门。说白了，是一个看守犯人的仓库。仓库，你们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保管员。不管你们犯了什么罪，或许没犯罪，是冤枉的。但在我这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不要逃跑作恶。那样会对你们不利。因为，我们要担当起保管员的责任。”
是的。管教干部在这里是保管员，他们要保证仓库里的物品万无一失，否则就是失职。长乐的董×；×；趁着双抢大忙时节逃跑了，所有干部、武装人员漏夜去寻找，空手而归，造成他们的失职。后来听说长乐送来平反文件，才使他们卸去心中的负担。
我趁着这大好时机，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福建军区、国防部……都写了信。我相信，这些信件，黄干事一定都给我邮寄了出去。
7
记得瓦窑附近那个村庄吗？记得那个将土地庙的供品，都献给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大嫂吗？在她家的附近，住着一位女知青，当年26岁。
她是福州人。当我们外出经过她的住处时，她或者拦住我们，或者请我们上她家去，给我们敬茶倒水。
她是后期上山下乡的。和我们前期上山下乡的不同，不能整批地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而是单身独个地深入到贫下中农家里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城市来的大小伙、大小姐处在这样的窘况中，没有心思参加田间劳动。这个福州姑娘，就处在这样的窘况中。她很想找个能说说话的人，但没有。一同来的都分散在各个角角落落。有的是大队里的年轻干部那双色迷迷、虎视眈眈的眼睛。她要洁身自好，不能沦落风尘，以卖身求逃脱。
她对我们说：“我真羡慕你们。你们不论判得多重，总是有个刑期可以盼望。可是我是无期徒刑，……”她眼里流出酸楚的泪，说得我们心里也酸酸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她告诉我们，和她一起来建阳的姑娘。有的已经脱了裤子，拿到稀罕的招工表，回城去了。有的被半推半就，生米煮成熟饭，成了有夫之妇，失去了回城的指望。她现在处在两难之中。学前者，她不甘心；学后者，她不情愿。一个破了身的女人，将来成家如何面对丈夫！她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宝贵。
多好、多纯的姑娘啊！我心里只有同情，但嘴里一句同情的话也说不出来。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祝福她既不用牺牲自己，又能如愿回城。几个月后，我们不见了她的踪影。这个未能记下姓名的、美丽善良而又柔里带刚的姑娘，她现在在哪里呢？她过得还好吗？
在我转到溪口的第五年吧，干部让我到晒谷坪去为主打理。夏秋两季，每季都有十几万公斤的稻谷要翻晒。两个分队将水泥晒谷场一分为二，临时仓库也各分一半。一分队由我和泉州的施能加负责。
施能加个儿小，做事挺认真的。和我很配对。但他有点女里女气的，缺少一点阳刚之气，遇到应急的事不能独当一面。因此他事事都要向我征求意见。
到了秋季，山区的晨雾迟迟不开，最迟的日子到近午十一点才退去。一竹席稻谷往往要晒三天以上，才能进仓。因此，作好翻晒准备，抢足日照时间，十分重要。
无论是“双抢”还是秋收，我们都和二分队暗中竞赛。看谁收割的谷子多，晒得勤、晒得多，进仓得快。
有一天清晨，我趁着雾气未散，就和施能加将谷子挑到竹席上，然后再把它盖好。准备等太阳一出，就把竹席打开。这时候，中队长从晒谷坪经过，问施能加：
“没看见满天的雾气吗，谁让你把谷子挑出来的？”
这时候我正在临时仓库里风谷子。明明听到中队长说话，却不去理会他。我了解中队长的脾气。他做事只看效果，不太问过程。在管理卷秧时，我已经和他“较量”过。他到田头，总是下车伊始，先熊你一顿。后来看到你并不按照他的旨意做，反而做出好结果，他当然很高兴，照样表扬你。这晒晚稻谷也一样。我不听他的话，提早准备，一担半干的谷子，在竹席上晒三天就可以进仓。而二分队，等到雾开才去挑谷子，到全部摊开，已经午后一二点了。所以，他们的晚谷，每担要晒五天。
中队长知道我的脾气，说说也就走了。不再追究。施能加却紧张兮兮地跑进来问我：
“怎么办？中队长说我们太早打开……”
“没事。”我依然风我的谷子。施能加给我装谷。
劳改队里真是能人不少。我们这台风谷机，是梁布一个木工造的，既小巧，又好用。风出的瘪谷又多又快，所以谷子晒得也快。
从溪口去建阳，必经周墩渡口。这个渡口设置了一艘平板渡船，可以同时运载两辆客车或大型拖拉机。有山洪来临时停开，由小渡船渡人过河。平板渡不用机器，靠人工摇动两旁三对大桨前进。只有一个人在后方掌舵，摇桨的都是志愿者。当然，我们上了船也去摇桨。
有一年春雨季节，河水上涨，平板渡停驶，进城的粪车停在周墩对面的马路边，不能过河来。我们只好派一个人回去报告廖干事。然后选派八九个人挑着粪桶，到对岸去接粪。当我们的粪桶队伍进入小渡船时，来了一位摩登姑娘（在当时算是摩登，在现在看来，是极为普通了）。她伸手从怀里掏出带香味的手绢，捂住鼻子。这个动作吸引了我们，不得不仔细地端详她的脸：实在漂亮、相当漂亮，可人的身材，青春的妙龄，配上这副相貌，真是惟妙惟肖。可惜，她对我们这些刷洗得干干净净、并不带臭味的粪桶却非常反感。
我不免对这个姑娘多看了几眼，不是因为她的漂亮，而是为她惋惜。
看着这个姑娘，让我想起另一个姑娘。那是在我一次进城回来，拉着粪车，经过湖南人牛栏前的大长坡。我肩背纤绳，九十度弯腰，用迂回的办法曲线上坡时，突然纤绳松了，车子反而快速走动起来。我回过头来，看见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正在使劲推动我的车。我更增加劲头，加把油把车拉上平地，满头大汗地歇了下来。向这位姑娘再三道谢。多么好的姑娘，虽然相貌平平，内心却闪闪发光。她满身散发出青春活力，让我羡慕死了，要不是我已经有了妻子女儿，我一定要娶她做老婆。
两个姑娘，两种心态，成了我以后在教会讲台分享的典型例子。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喜欢那个不怕脏、不怕臭，乐于助人的姑娘；并不喜欢相貌迷人、手掩口鼻的女人。
梁布有一个干部家属，每年的清明节都到她丈夫的坟头上去痛哭。她丈夫的坟头，就在一分队猪栏过去的第二个小山包，马路边上。她的哭声特别凄楚，引得我们的心里也一阵阵收紧。后来了解到，她丈夫是一个对待犯人几近苛刻、阶级立场绝对坚定的干事。我们对她的同情也渐渐淡化了。实际上，她是一个很值得同情的女人。她丈夫的过激言行，也许不止是施行在犯人身上，在干部家属中也多有微词。死了丈夫的女人，连在大队排队买肉，都要被别的家属欺负。家里有些需要出力的活，别的家属找犯人帮忙，名正言顺。她找犯人，也成了家属们谈笑的话题。因此，她只能在清明扫墓时候，在她丈夫的坟头上哭一阵子。
犯人设身处地地更富于同情心，对这个弱女人更愿意帮忙。她也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每次请人帮忙之后，都会多多少少给出力的犯人一点垫垫肚子的食品。象馒头、米糕之类。她一家靠抚恤金过日子，还有上学的孩子，并不宽裕。但尽了心意，犯人都能体谅。有时拒绝，有时少收她所给的食物。
有一次我们进城去，正好与她上高中的大儿子同行。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允许劳改单位的干部子女内招为“农工”。说是“农工”，实际上就是看管犯人的武装人员。这正好应了印度影片《流浪者》里的那一句：“法官的儿子仍然当法官；小偷的儿子依然是小偷”。
借着同行，我们和这个高二学生攀谈（当时高中是两年制）。问他喜欢什么专业？将来怎样打算？他的坦诚和想法，竟让我们大大出乎意料。他说他要学医，去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伟大事业。当我们告诉他，要是落榜，可以补员接他父亲的班时，他说：
“快别提我爸爸了，完全一个死脑筋。我可不想象他那样，死了还让人背地里指指戳戳。我讨厌他那种职业！”
“你就一定能考取医学院吗？”
“考不取再复读。不过我心中有数，一定能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