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啰！”
“那是一定的。我要让我妈妈和妹妹，过上完完全全舒心的日子。将来我工作了，就将全家搬走，离开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地方。”
8
华国锋退出历史舞台。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由周墩党支部牵头，凡属与周墩渡口有瓜葛的村庄，包括劳改农场的梁布大队、溪口中队，共同商讨了修建周墩公路桥的规划。规划决定，趁着冬季枯水季节，由各村筹资筹粮，劳改队出大部分劳力，立即动手围堰、建桥墩。将基础工程赶在春雨来临之前完工。
参加修桥工程，对我们犯人来说，也是一个大好的喜讯。因为正值农闲时节，粮食定量下降，参加工地做工，可以在马路边临时搭盖的大食堂里敞开肚皮吃饱饭。所有粮食、蔬菜，都由农民供应。白花花的清蒸大米饭、四菜一汤，午、晚两餐，吃饱喝足，但不准带走。这是纪律。群众根本没把我们当作劳改犯。好象我们是建桥的功臣一样。
劳改犯有得吃饱，干活特别卖力。下水清基础的苦活累活，也由会水的犯人干。有小渡船守候在旁边，对赤膊下水的，随时供应红糖姜汤和白米酒。
在场的农村干部，对我们都一视同仁。倒是个别的干部，对来投工的农民，反而咋咋呼呼。也许是山区比较闭塞，农民对干部唯唯喏喏惯了。工紧的时候，带工队也来，由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看押着。弄得老百姓浑身不自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是豪爽的农民告诉我的。不过，那样的机会很少。
在寒冬腊月里下水，长乐的马依水是个好样的。他喝几口白酒，伸手沾沾凉水，拍拍胸脯，就下水了。许久，才露出水面，换一口气。小渡船上守候着的农村干部，立即把他拉上船，用干手巾擦去他身上的水渍，披上他的外衣，递给他白酒。他喝了几口，甩掉外衣，再一次下水。
工程进展得很顺利。村干部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到临时食堂来看望我们，询问我们对饭菜的意见：
“饭菜还满意吗？吃得饱吗？干活不要太累了，要注意身体。”
这是多么暖人肺腑的话啊！在劳改队，可不一定能听到这样的话。
不过也有例外。听老犯人说，从小湖带我们来溪口的宋指导员，就有两个小故事，一并介绍在这里。
第一件是：1973年那段非常时期时，有一天，几个犯人去给大、小伙房送面粉。给小伙房送的是精制的白面粉；给大伙房送的是加工白面后的麦皮再磨细的所谓面粉。宋指导员问清两种面粉同样价钱后，命令他们：将两者对调，让干部的小伙房也尝尝“黑面包”的滋味。
第二件是：在水电站未计划建设之前，农场的稻谷加工靠水碓。在带领犯人到深山老林砍伐水碓主轴时，宋指导员预先通知大伙房，给上山的人多加米，让他们吃饱才能干重活。在山上，宋指导员一刻不离开他们，还反复交代要注意安全。他说：
“你们是来这里改造思想的。家里人都指望你们刑满回家与他们团聚。我也不希望你们缺胳膊少腿地回去。因此，安全第一要紧。任务完不成，明天可以接着再来。我要每时每刻紧盯着你们，一定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听说，宋指导员后来调走了，因为阶级立场不够坚定。
我听了老犯人的介绍，真的好感动。看起来，“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句话一点儿不错。我想，我们的劳改政策中，一定必须包含暖暖的人情味。对人的思想改造，不会因粗暴的言行而获得效果；倒是那深深的、柔柔的关怀和体贴，让人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这种处理方法，在当时的许多干部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实行着，也为以后政府政策的改变所证实。
冉·；巴让偷窃牧师的金银器皿，被警察逮个正着。当警察将重新犯罪的冉·；巴让送到牧师面前，求证他的犯罪事实时，牧师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牧师说：
“警察先生，谢谢你！这些金银器皿是我送给冉·；巴让的。虽然他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但我相信，他已经作了明智的选择：从此重新做人了。”
牧师善意的谎言拯救了冉·；巴让。他从此彻底改变，成为新人。
我想，我们更需要这样的牧师，来指明我们前面的道路。
9
1979年4月12日上午十时左右，黄干事进入大号，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这时候，大山坪的林指导员已经替代池副指导员一个星期。他正在办公室里。老熟人乍一见面，不免彼此都有些尴尬。黄干事看在眼里，给我一个眼神，仿佛说：你们原来认识？
林指导员指着坐在椅子上的两个陌生人，向我介绍：
“这两位是你们沙县林业局政策落实办公室的干部，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我说。
沙县林业部门经历一场生产建设兵团的兴衰之后，人事变动很大。这两个年轻人，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两位作了自我介绍。为主的那个戴着眼镜，姓杨，就称他小杨吧！
他说：“我们是来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的。你写给中央军委、福建省军区、以及邓小平同志的信，都转给我们收阅了。你的问题，我们将尽快解决，计划在五月一日之前，把你接回去，参加全县的平反大会。”
真是个大好的消息。再过半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我可以去找我的老婆、女儿了！我沉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以至小杨以后所说的话，我几乎都没听见。只听到后面几句：
“你在福州还有个舅舅吧？你赶快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们也会和他们联系的。”
林指导员说：“胡振铎在我们这里，一向表现很好。今年，我们计划为他申报减刑。现在好了，一切都免了。”这几句话主要是对小杨他们说的，接下来对我说：“你的问题很快就要彻底解决了。祝贺你！”
政策办的人临走时，再三交代我，要给福州舅父写信。我的信通过干部邮寄，可能还未到福州，舅父的电报就拍来了。问我要多少现金、布票，去裁一两套象样的服装，好风风光光回家。
同室的小青年林震、郑二担、林则盛等，都抢着给我出主意。林震则抢过电报，高声压人：
“不许吵，吵什么吵？”他绷着脸，一本正经地，“听我说：30尺布票、50元现金，就这样决定了！拟稿吧！”
我把电报稿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