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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伤好了之后，仍旧回到调木工段。厂里各个食堂已开始实行饭菜一票制。就是凭一张票，供应一份菜（菜汤不收费）、饭量不限。到了午餐时候，全班组的饭票由我收齐，我挑着箩筐和汤桶，去食堂领取饭菜。为了测算平均每人每餐吃了多少饭菜汤，有人建议我将空担子过秤，吃完以后，再将吃过后余下的过秤，计算结果平均每人每餐消耗三斤食物。还有人特地在饭前称量了自己的体重，饭后再称一次，发现体重仅仅增加250克，怀疑所吃的食物到哪里去了。调皮的小伙子则说：“放屁放走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大婶、阿姨则掩嘴偷笑。
陈大婶对我说：“依俤，我给你介绍个妹妹好不好？”她一边说，一边将眼神瞟向在我右侧的小妹妹。她才十七岁，比我小两岁。这时候我又改作刨树皮工种，紧挨着陈大婶。这群女人仿佛拿我寻开心，需要跑腿的事儿，就“依俤，依俤”地呼唤我。反正我年纪轻轻，随叫随到。难得她们能够开开心心。此时她们在窃窃私笑。我也跟着傻傻地笑。
两次由厂部抽选人手参加的义务劳动补记在此：
一次是人造纤维厂基建工地的地面平整劳动。调木工段有电斧手加刘师傅和我等三四个。加刘师傅挑土，一次要两副担钩、两副土箕，挑起来快步如飞，结果扁担经受不了，断了两三跟。正在我们大家斗笑的时候，工地指挥部宣传报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有什么事迹需要报道的没有？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广播室的人要求我们写一篇稿件，大家公推我去。我跟到广播室，写了一段顺口溜交给他们，我刚回到工地，稿件就播出来了。
另一次是在现在的长途汽车站附近修“五一路”，干的是挖地基的活。还是加刘师傅一马当先。中午不休息，由厂部食堂负责送饭。
不久，我被调到化学制浆车间，到二楼的6#、7#打浆机台当学徒。由于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学起来比较快，三个月后，就能独立操作了。与我的老师傅分班。我在甲班，师兄乙班，师傅丙班。
厂党委、团委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车间与车间、机台对机台进行对口赛，操作员之间进行对手赛。这样一来，我和师傅、师兄就成了竞争对手。比赛的内容是：在符合规定的纤维长度和叩解度的条件下，班产量（干浆量）最多的为优胜。乙班师兄的成绩已经记录在台时记录本上了。我接手的是师傅遗留下来的半成品浆料。我查看了师傅两台机所装的干浆量，及它们已经运行的时间，和已达到的技术指标，认真分析需要再运行的最短时间。决定先加大下刀力度，解决它们的纤维长度，再回刀“细嚼慢咽”，解决叩解度。结果全程运行时间缩短了半个多小时。同时，在本班新装原料时，又加大浓度，使两台浆池的装浆量都超过了乙、丙两班。这样，我自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胜过师傅和师兄，获得了优胜红旗。
厂团委差派几个青年工人，一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经过食堂、经过抄纸车间，一直来到我的机台旁，将一朵红花佩戴在我的胸前，将一张奖状递给我。我捧着奖状，回头注目车间一角的测验室，与我同班的上海姑娘小倪，此时正在对我会意地笑着。我应该感谢她。我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这里面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啊！
1958年初，厂里来了一批上海青年。他们被分配到各个车间。分到我们化学制浆车间检测室的两女一男，在福州人邵大姐的带领下，很快就掌握了半成品纸浆质量的检验技术，并能独立操作。小倪就是其中的一个。
检验室七个人，分成三个半班轮流倒换，与我们化浆车间的三班倒，产生剪刀差。因此，如果今天与小倪相聚同班，要过若干天以后，才能再次相聚。
小倪，十七岁，因小时候患了天花，大难不死，留下一脸的芝麻坑。车间里的工人并非出于恶意，爱戏称她“猫仔”（福州方言，与“麻子”谐音）；久而久之；她也答应。但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我却从来不这样称呼她，那样对人不尊重。她身材姣好，心灵手巧，轻言轻语，一天到晚嘴角总是带着笑容。
那一天我在洗衣房刷洗被单，小倪经过那里，看看只有三两个人，就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中午她会来我宿舍，帮我缝被子。
其实，缝包被我早就会了。在家里，除了洗衣物以外，我的针线活比舅母强多了。在端生家学习小组的时候，女孩子都被会母的细密的针线折服了。她们围在会母身边，看她刺绣的枕套，啧啧称赞，对枕套四边的封口，以为是缝纫机干的活。我也跟在姐姐的身边，看了个仔仔细细。因此，舅母遇到需要缝缝补补的活，都交给我。
到了下午两点，我已经将干透的被面、被里收回来了。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正好，同宿舍的几个，上白班的上班去了，同班的也逛街去了，整间宿舍只剩我一个。我认定是小倪叩门，立即从上铺下来去开门，果然是她。她满脸带笑，芝麻坑也变成了花蕊。她手里带着缝被子的针和线，说：
“我把针线都带来了，怕你没准备。”
“谢谢你！”我深情地望着她，逼得她低下头去。
毕竟是上海人，在阁楼小空间住惯了，自然养成了许多应对小空间的本领。她不用在走廊上铺草席，就着下铺窄窄的单人床，将被里、棉絮、被面，折叠成一半一半，先缝一边，然后再缝另一半。很快，整床包被在她的巧手下缝好了。我自始至终都认认真真地看她操作，一床被子在她的手里就象摆弄小物件似的。缝好了，她咬断线头，将余下线尾的缝衣针别在胸前。她回过头来望着我。我也直直地盯住她。她羞涩地低下头，两手轻轻地搓着，似乎在想：“我有如此的缺陷，他还直直地盯住我，一定不会嫌弃我。”
我将叠好的被子递到上铺，仍立在她的身边。我拉起她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手背，试探地说：
“倪，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吧！”
“好吧！”
“什么时候？”
“你决定吧！”
我去台江的文艺剧院买了两张戏票，演的是闽剧《靖边记》。这出戏，到底演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她就更不明白了。但我们能够如此紧密地坐在一起，让我始终拉着她的手，抚摸她的手背，心里感到十分的满足。既然看不懂，我们就提前回厂。正如相声演员马季说的，五十年代的人谈恋爱，是“各走一边”。我们怕路上遇上熟人，在万寿桥上就开始各走一边了。一个在桥东的人行道，一个在桥西的人行道。一直到厂区，也没有走在一起。虽然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心却是始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