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儿转过身来，高兴地抱住我的双腿，我把她抱起来，亲她：
“你去找爸爸啦？”
“嗯。”
“没找着，是吗？”
“嗯。”
“爸爸和你走岔路啦！爸爸永远和华华在一起，是吧？”
“是的。我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我爱爸爸！”
毛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我们这些被批斗过的，都列入另类。有的隔离，有的扣发工资，每人每月只给十五元生活费，带家属的，每个家属每月七元。我也被隔离，白天可以一家人过，晚上要和妻子分开住。我被指令到另一坐空房里过夜。安徽的小三子是基干民兵，那一晚是他值班。晚饭后，他到我的房间门口。对我们说：
“小胡，你听好了。今晚是我值班。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到你该去的地方去过夜，不要影响我们贫下中农的小徐休息。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他说完，围着整个工区绕了一圈，最后又到我们门前，再大声地交代一句：“记住了？”然后小声，“我睡觉去了。”
我知道，小三子的言外之音是：“放心在一起睡吧！我不会再查班了。”
那一晚我们确实睡得放心，整座大棚只住我们夫妻俩。其他人都因为编制改变，搬走了。待华儿睡着之后，我跟妻子着着实实地风了一把，结婚三年多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到妻子进入高潮的状况。
1970年5月28日。清晨。杉口伐木场来了三四个人，到基建队通知大家停工，集合整队到场部（即营部）开会。其中一个来到我家。为了不打草惊蛇，轻描淡写地告诉金春，让我也去参加。
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场部，即被两个民兵挟持到一间小伙房去，并看守着。不久，金春抱着孩子，哭哭啼啼地赶来，她二婶把她接进屋。
一会儿，大会开始。看守我的将我押解到会场。平时和我还算要好的山东人崔俊法上台发言。当然不是他写的稿子。他那点不到小学毕业的文化，是写不出这种发言稿的。接着是喊口号：
“打倒刘少奇孝子贤孙胡振铎！”
“打倒现行反革命胡振铎！”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会议结束，我被戴上手铐，送到场门口等在哪里的木材车旁。车上已经有不少搭便车进城的男女。我戴着手铐上不了车，二叔进前托起我的臀部，帮助我上了车。有人给我送上一床棉被和一网兜衣物。二婶抱着最小的妻妹，身边跟着两个大的，目送我上车。她低声问丈夫：
“怎么会这样呢？多好的孩子！”
金春母女被人拦住了，没有到车跟前来。我被直接送进沙县看守所，被作为重刑犯，和一个自称曾经担任过伪江苏省苏州检察署文书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关在一起。这是1号房。从此，所长他们不再呼唤我的名字，而是叫我“3号”。
接下来，请看第十章《老林深山》。
第十章老林深山
胡振铎经历了艰难的磨练，生活水平低下，饥寒交困。在调动时，步行三十多公里，疲惫不堪，一步一挨，整整走了二十个钟头。
1993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视察了北京监狱，发现犯人受到不人道待遇，向犯人宣布：“今后，遇有类似问题，允许你们控告！”农场的犯人待遇得到很大的改善。这里有许多干部在明里暗里人情味对待犯人的故事……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开始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准备平反冤假错案……1976年，一阵“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邓小平压下去。初现的曙光又灭了
1
非常时期出非常事件。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四团接管了沙县党政大权。随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都被撤销。其人员“顺者昌，逆者亡”，一部分留用，一部分干部被下放到潘洛煤矿，下井挖煤。
六月初的一天，早饭后，看守所老所长掏出腰间的钥匙来到我的号子前，呼叫：“三号”，我答应一声：“到！”随即来到门边。门打开了。所长说：“出来！”
我跟随所长来到门厅。这是旧庙改造的看守所。我所说的“门厅”，也就是过去的“正堂”。两个戴红袖箍的民兵已经候在那里。其中一个取出一根棕麻夹编的绳子，将我五花大绑起来，并将我推出门外，押送到体育场。
体育场的舞台坐西向东，和不远处围墙外的铁轨走向相同。时不时有列车经过，预备进站拉响的汽笛声随时可闻。
舞台下人头攒拥、黑压压一片。是由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各公社、大队、生产队被指令选派，前来参加“万人公审”大会的。妻子金春是否也抱着孩子夹在里面，不得而知。也许她们正在不远的哪个角落盯着我呢！
晴空万里，赤日炎炎。多日不见天日，在眩目的烈日下，再家绳子的紧勒，双臂血脉不通，脑部缺氧，眼前渐渐由红转昏，由昏转黑，“轰”然一声，我倒下了。倒在舞台的南角。我们十几个罪犯正在这里等候。等候台上团政治处大官讲话结束，然后好将我们押到观众前面、舞台下。由学校课桌拼接起来的犯人席上。只听见耳边有人呼喊：
“不好了！快松松绳子，不然要出人命的。”
但押解我的民兵似乎并不着急。他还在向当官的请示，听到断然的答复：“松开！”然后才将绳子松了。一股血流直达大脑，然后流遍全身。我的眼睛才慢慢睁开。
和我一同押上审判席的有十五个人。一多部分是和我一样的“现行反革命”，其余的是各种刑事犯。
会场上人声嘈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只有这几句听清了。那就是：
“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四团政治处，依据有关规定，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胡振铎有期徒刑十五年……”
审判结束，罪犯先被押出会场。我仍被送回看守所1号监房。
几天以后，我再次被老所长唤出来，从门厅一角的办公桌里取出二元钱交给我，并让我在一份登记册上签字。说这是我妻子和一个姑娘一起送来的。这二元钱，就是我入狱之后的第一份零用钱。我猜想，那个与妻子同来的姑娘，一定是大娘家的侄女儿。
我被民兵押上中型吉普。三张会议椅子靠车边和驾驶座的后背摆着。车上已经有四个同行的，都不认识。我入座后，两名民兵坐在敞开的车后门口，看守着我们。
中型吉普拐一个弯，经府西路口上了水南大桥。在宽阔的桥面上，不时有步行和骑自行车而过的行人，回首张望我们。当一个骑车的年青姑娘，回首以疑惑的目光张望我们时，正好与我四目相对。我心里说：
“别神气，十五年以后，我们再见面时，你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中型吉普开到南平地界，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几个民兵轮流下车进餐，把我们留在车上。有个民兵说，给他们捎带点吃的吧！另一个说，你给报销啊！就没了下文。
我们一路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到了“犯人之家”——看守所。他们将我们关进南平看守所，却告诉我们：“再忍忍吧！开饭时间早已过了，等明天早上给你们开双份。”
他们几个都出去逛街了，把我们扔在象动物园关野兽一样的笼子里。监房的两面靠墙，另两面是杉木柱子间隔的栅栏。苍蝇、蚊子可以自由出入。我们筋疲力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没有被帐，好在是夏天，冻不着。对面号子的犯人向我们打手势，意思是问我们犯了什么进来的。老张用手掌在头顶压一压，意思是：我们都是反革命。不知道对方是否能明白我们的暗示。
其实，我们一行并不都是反革命。五个人的罪名都不相同。
一、老张：捕前是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十五六岁。此前为林业车队司机、班长。1959年物资紧张时期，开车到浙江运草席，中途被他偷卖了二十多床，回来谎报遭劫。没有人证物证。这次在县领导班子的“斗私批修”中，为了“放下包袱、继续革命”，主动坦白交代。此案经过审查，无人能够证